媒体称最美个体被追捧寓国家树立平民化楷模意识

来源:网络    作者:网络报    人气:    发布时间:2018-10-15    

12月4日,刁娜和二十多位救助他人的普通人一起,以“最美中国人”的身份入选央视“十大法治人物”,在“助人遭诬”、“路人冷漠”事件频发的当下,尤其引人瞩目。

日常生活中,这些人也许并不十全十美,却不妨碍央视把这些平凡人视为道德楷模“构筑中国精神的耀眼基石”,称“他们的温暖驱散了袖手旁观的冷漠”。

今年以来,无数个“最美”个体被追捧,这些来自民间的赞誉,对社会公众更有亲和力,也更易被认同、被仿效。

“刁娜对保持完整的自我有要求”

和很多“80后”女孩一样,刁娜喜欢灰太狼的布偶,喜欢它脸上那道长长的疤。

“刚听说她评上法治人物,感觉有点不太搭边,为什么会是法治人物?要是感动中国还能理解。”12月8日,熟悉刁娜的一位记者说。

4天前,刁娜作为“2011最美中国人”群体中的一员,获评央视“2011年度法治人物”。

和刁娜一起当选的,还有“最美妈妈”吴菊萍、“最帅交巡警”王静、19名抬车救人的农民工、客车司机殷红彬、餐厅服务员李小峰、成小燕。

他们身上的标签是相同的普通的平凡人。

成名后,刁娜面对一拨拨的来访者,开始感到一些困扰。

再后来,看到陌生来电,她会把手机放在一边……

“她自己说,救人是自然的反应,可自己现在变得高大全了,不是很适应。大家把她说得太好、塑造得太完美。她曾和我说,有媒体把她在幼儿园的事都挖出来了,觉得有些过。”

那位多次采访过刁娜的记者感觉到,刁娜很冷静,“她对保持一个完整的自我是有要求的,现在把她赞誉成这样,她觉得自己不真实了。社会有一种需要,出现一个刁娜,大家都想去捧她,这应该是大众心理的一种需求。”

“法治人物评选,与现实是有关系的”

“这个评选结果,能看到网络的力量。”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主任分析师、舆情频道执行主编庞胡瑞注意到了入选“十大法治人物”的这些平凡的楷模

在他看来,这是一个“可喜的变化”,以前树立的是“高大全”的楷模,现在则寻找普通人中的道德楷模。

“这一次,把更普通甚至是社会底层的人,作为评选的价值典范。央视作为一个标杆这样去做,也是希望有一种引导的力量。”

“法治人物”颁奖晚会总导演王宝卿倒不觉得“道德楷模入选与法治关系太小”。

“道德与法治的关系本身就很密切。救不救人本身可能是道德问题,如何救助好人就是法律问题了。”

王宝卿告诉记者,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道德要求,法治的推进是各阶层共同努力的结果。每一年央视“法治人物”评选都有草根人物入选,单纯看今年入选的人数,可能感觉会多一些。

“年度法治人物需要考虑社会背景,考虑与社会热点结合,与现实是有关系的。”王宝卿说。

《今日说法》栏目制片人何抒玟则坦承,这一届的评选,让自己内心有一种特别温暖的感觉。她觉得,温暖才会带给人希望、给人力量。

被推崇的平民化楷模

“对于道德的讨论,表面上看是由几起事件引起的,,其实,央视这次评选的现实大背景,是社会道德的缺失。”庞胡瑞说。

庞胡瑞从舆情的角度分析认为,相比以往那种“高大全”式的楷模多由官方舆论场塑造,这些越来越多的平民化道德楷模,则是由民间舆论场、话语场塑造的。“这种舆论场由社区论坛、微博、QQ群甚至是网络上每个人的话语组成,由此挖掘的楷模形象,更平易近人,看得见摸得着,契合社会个体的实际,容易被社会成员所接纳并效仿。”

在庞胡瑞看来,“作为国家传媒,央视宣传这种平民化楷模,也说明国家层面树立平民化楷模的意识。”

这位研究舆情的专家发现,楷模的宣传方式和操作手法也在悄然变化,以前宣传强调高高在上的“舍小家顾大家”,但感觉总是离平凡人很远,现在则是推崇“平凡人多做平凡事”。

“没有哪一年像今年一样,出现这么多平民化的楷模。‘最美’一词就是从网络产生的,而这个随处可见的词,也能说明大家对平民化的道德楷模是多么渴望。”庞胡瑞说,“这些平民化楷模,都是有血有肉的,他们有优点,但也像普通人一样有缺点。”

庞胡瑞说,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抛家舍业做多大贡献,只要坚持自己的道德底线、坚持社会准则,就可以了。

入选“法治人物”的殷红彬和他的伙伴们也是这么想的。

“如果那天监控设施不行,事情是有一些麻烦的。”12月4日领奖时,救起跌倒老人的殷红彬说到那天的情景:如果不扶,良心上过不去。

当他和其他“最美中国人”一起入场的时候,全场观众为这些普通人起立鼓掌。

当平凡人成为楷模

对于道德底线和良知回归的讨论,没有哪一年像今年这样,如此热烈而广阔。

这场讨论源于“小悦悦事件”和几起“救人反被诬”事件,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。

所以,刁娜救人被撞后,公众迅速为她冠以“最美女孩”的称号,努力把这个平凡女孩塑造为一个道德楷模。

央视很快“发现”了刁娜。12月4日,“十大法治人物”评选,刁娜和与她同样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二十多位公民,共同作为一个群体入选。

这些来自底层的农民工、客车司机、餐厅服务员,被定义为“最美中国人”。

凡人成为楷模,对于社会公众的引领作用在于:做一个好人就可以了。

被网民称为“萝卜哥”的河南菜农韩洪刚,经历悲喜交加之后也很难分清:善与恶的力量到底哪个更强大?

他没想到,免费让市民到地里拔萝卜,栽种的红薯却丢了不少,损失惨重。

他更想不到,很快,在他困顿之时,又有好心市民前来帮助他卖红薯,短时间就卖出几万斤。

“萝卜哥”的悲喜滋味转换如此之快,无意中给这个社会出了一道考题,道德文明的缺失与弥补,不同人给出不同答卷。

还有那位抱起小悦悦的瘦小的陈贤妹,那位为晕倒乞丐做人工呼吸的北京女孩……他们的被认可,足以影响更多大众。

转型社会中,正是这些来自小人物的善举,凸显出温暖人心的力量。

道德的孱弱无助,也许源自法律的支撑无力。

比如彭宇案,这个被称为“墓碑式”的不当判决,使得施救者的命运在司法面前改写。

自此之后,“做好人成本高,想救不敢救”的微妙尴尬,让人心从“好人有好报”向“好人无好报”倾斜。

类似事件似乎在今年层出不穷。

先是有武汉电动车主胡师傅,后有南通驾驶员殷红彬,还有温州服务员李小峰、成小燕,均是好心扶起倒地老人而被获救者诬陷。

这种危害有一种致命的传染力。

然而,这种不当,也为法律的完善指明了趋向。

当深圳新起草的“公民救助行为保护条例”向公众征求意见时,迅速被公众解读为“好人法”。它一旦通过,深圳的好心人可能不用再因帮助别人而陷入困境。

法律不能从根本上挽救道德,却是个人道德的底线。只有制度配套,伸向跌倒老人的一双双手才会更加有力。 (记者 任鹏)(来源:中国新闻网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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